第一百一十九章：变局下的人们 (第2/2页)



    非理性的社会权利生产关系，决定理性的法的体系。

    上层建筑分为两类，一类是郑治的权利，一类是思想的意识形态；经济基础，则指社会权力。

    因此，这里的经济基础不是指金钱，不是指社会财富的量，而是一种特定的涉汇权力的性质，是组成涉汇权力的性质，也就是【基本关系】，决定特定的权利。

    简而言之。

    意识是物质的延伸。

    用什么样的基础，得到什么样的结果。

    而在汉国境内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渐在工业发展的大背景走向工业化，出现地域间的协作和分工，在自己的需求之外，种植和生产其他人需要的东西，用以售卖，并购买自己所需，这种行为客观上产生了经济流通。

    禽理矩看到，随着工业发展，绝大多数人们封闭性的生活方式被逐步打破了。

    新的生活方式迅速形成。

    众多生活在城市几公里、甚至十几公里外的乡野的人们进入城区贩卖各种物资，越来越多人以此谋生，从编制草鞋、竹筐竹篮、扫把，到咸rou干、咸菜、各类蔬果，挑着竹扁担的商贩可以从长街的一头排到另一头。

    金器成为生活日用的一部分，曾经珍贵的金属工具从未如此廉价，应用的如此广泛，铁制锅碗瓢盆、菜刀农具走进千家万户。

    一座座为上百人提供就业的工厂建设起来，然后成千上万人为之影响，工厂门口几乎成了小商圈，每天上下班时身着统一制服聚集成群的工人汇成浅棕色的河流。

    那场景，禽理矩初见时受到了不小的精神冲击。

    这是他的其他地方从未见过，甚至无法想象的。

    他感觉到了汉国境内迸发的澎湃生机。

    “这样的时候，我如果循规守旧，就要面临和孔仲尼同样的问题了。”

    禽理矩用茶杯向窗外做了个敬酒的样子：

    “可惜，李白兄和杜甫兄不能来。”

    “我们若能聚齐，畅饮一场，那该有多么痛快？”

    “李白兄的《社会契约论》和杜甫兄的《剩余价值理论》当真是精妙绝伦，使我受益匪浅。”

    那是两封上千字的长文信件。

    在他和陈广等墨家、儒家学派成员协作完成那本阐述人们为何和如何建设【乐土】的《阶段论》，并向出版社投稿后。

    他收到了这两封信。

    自称是和他们同样对世道大变感到困惑和震惊，想要解释这一切，找到前进方向的人。

    那之后禽理矩与陈广经常与李白杜甫写信交流。

    他们渐渐了解到，李白是个爱写诗、爱用剑的中年人，来信时经常夹几句诗文，还分享了少许用剑技巧；杜甫是个年轻官员，梦想将来能去很多地方旅游，上个月还送来张折叠的山水画。

    而《社会契约论》，阐明了涉汇秩序的成因，为什么人不能随便杀人？凭本事杀的人为什么违法？

    因为当人加入社会的时候，本质上是上交了一部分自己的权利，譬如上交杀人的权利来换取安全，是与社会达成了契约，来换取这个体系的成员身份，和与身份匹配的权利。

    为什么人有权利吃动物？

    因为权力是人和人之间的事物，是人类进入社会，社会赋予了个人与其涉汇地位匹配的权利。

    人和动物之间是不构成权利的。

    保护动物，譬如保护宠物，家养的猫狗，本质上也是因为宠物是人的财产，是为了保护人的权利。

    所以打死了狗才要向主人赔钱。

    《剩余价值理论》则简明扼要地阐述了，过去的贵族豪强、国君，从农民和手工业者等人身上获得的到底是什么，现在的工业获取的财富又从何而来。

    禽理矩、陈广等人初读时都大为震撼。

    接着频繁与李白杜甫通信交流。

    几个来回后就成了笔友。

    “我们虽然相隔遥远，但志趣相投。”陈广也感慨道，“如果能共饮一场，确实是幸事。”

    “不过我们各有职责。”

    李白信里明确说了，他的工作需要各个地方跑，杜甫作为文官，更是繁忙，整日与书本、公文做伴。

    在这个时代要和他们聚在一起，未免太难。

    “还是先忙好眼下吧。”